簡斯維爾（Janesville）是美國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大農村里的一個汽車城。之所以是汽車城，因為這里一戰之后就建成的通用汽車的一家裝配廠，是當地最大的雇主，通用出產的第一億輛汽車就是在這里下線的。

可不幸的是，這座汽車城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犧牲品，汽車行業是景氣循環的先行者，汽車銷量的下滑是美國經濟出問題的預兆，而生產全尺寸SUV雪佛蘭Tahoe的簡斯維爾工廠，根本無法抵御經濟下滑的消費緊縮和油價上升的消費變化，產量驟減讓通用找到了關停工廠的理由。

工廠關閉給簡斯維爾帶來的震動，就好像美國股市的暴跌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一樣，令人猝不及防。

所不同的是，簡斯維爾給出了一個理解金融危機帶來沖擊的物理樣本，也是美國資本主義過去五十年發展變遷的樣本。《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聚焦這座汽車城在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汽車廠關閉之后五六年的故事，續寫了美國經濟從危機走出的復蘇經歷。

這種復蘇，資本和勞工兩個不同階級的感受截然不同，既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會在2016年特朗普上臺之后日益擁抱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也為威斯康星州成為特朗普上臺背后的助推力之一給出了注腳，威斯康星州這個曾經的民主黨票倉恰恰是特朗普從希拉里手上贏得的最重要的搖擺州。

美國式的鐵飯碗

簡斯維爾通用汽車裝配廠突然關閉，影響的漣漪從供應商，到社區服務業（餐飲、娛樂甚至幼托），再到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既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源頭，又是金融危機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巨大沖擊。屋價下跌、失業增加、貸款斷供、住房被銀行抵押破產拍賣、許多人無家可歸。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涌現。

失業者更可能陷入酗酒、家暴、吸毒（包括藥物上癮）等各種問題之中難以自拔，而生活在這樣家庭中的年輕人則有可能過早地無家可歸，失學同時也失業。甚至那些在當地學校表現好的孩子，也很難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付得起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這還是美國公立大學學費激增之前，即使稍好一些的也不得不靠打工和貸款艱難地完成學業。當寧靜的生活被撞擊所打破的時候，一個個鮮活個體的悲慘處境讓人動容。

但是如果從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看，這家通用汽車工廠以及工廠所主導的城市的變化，會發現戰后美國的繁榮塑造了一種“鐵飯碗”，而簡斯維爾恰恰是這種鐵飯碗的代表，工會與資本的博弈保障了制造業工人（包括通用汽車流水線上的工人，以及通用供應商在當地開辦工廠里的工人）的權益。這種權益實行的是年資制，工作年限越長，保障就越豐厚，不僅工資有保障，到了62歲退休還能拿到穩定的退休金。

鐵飯碗還體現在工人的“近親繁殖”上，小鎮的年輕人如果想進通用工廠，必須有一名現有員工推薦，而通用的員工每人也只有一次推薦的機會，推薦機會當然會給自己的孩子或者子侄輩里的佼佼者。時光穿梭，像極了當年的“頂職”——父親提早退休，把鐵飯碗的職務讓給自己的兒子。

長達幾十年歷史的通用汽車裝配廠是簡斯維爾小城社區的基石。很多家庭三代人都曾經在工廠中工作，整個社區幾乎都是圍繞工廠而生，成為白人工人階級中產生活的樣本。這種中產生活有盼頭、有秩序、有保障。小城青年的理想并不是努力進大學拿一張金燦燦的文憑，而是高中畢業之后就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男生的理想是能進通用工廠做工，招工并不是每年都有，即使進不了通用，也至少也要進一級供應商的工廠，比如說制作座椅的李爾；女生的理想則是進入派克鋼筆廠，派克鋼筆是當地另一家土生土長的全球企業。

直到二十世紀初，通用工廠一個工人的工資高達每小時28美元，如果按照每周40小時計算，折合年薪約6萬美元，如果加上加班費，年薪甚至可能超過十萬美元。如此高的收入，足夠支持一個四口之家過上中產生活。在當地，通用工人的確過著有房有車的生活，孩子能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每個月家人還能出去郊游野餐露營，也為當地各種慈善機構慷慨解囊……

當然，沒有什么能天長地久，“鐵飯碗”的生活注定被打破。而這種打破也有著“鐵飯碗”的特點。在通用工廠工作了十年以上的工人都記得自己的“入職日”，因為入職日和考評、漲工資相關。景氣的時候，汽車工廠兩班乃至三班是常事，因為流水線不停，工人換班，是資產利用率最高的方式，可是當經濟不景氣，工廠要關掉一個流水線上的班次時，什么人率先被下崗，看的就是入職的時間。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下崗的首先是年資淺的工人。

不過，通用工廠的幾千名工人，誰也沒想過工廠說關閉就關閉了，每個人都寄希望于經濟復蘇之后工廠會重新開門。這種希望是對“鐵飯碗”的期望，是對收入穩定后能重新維持起之前的中產生活的期望，對努力工作就能過上幸福生活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被徹底打碎了。“鐵飯碗”又是如何徹底打破的呢？

美國夢和夢醒時分

“鐵飯碗”的瓦解，并不是從金融危機才開始。毋寧說，金融危機是“鐵飯碗”最終瓦解的臨門一腳。鐵飯碗體現的，是資本與勞工兩個階層博弈的結果。28美元的時薪、豐厚的加班費、好的醫療保險、優渥的退休金，這些都是幾十年工會爭取的結果。但這也注定了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競爭的格局中沒有太多的競爭力。

經歷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普惠發展，追求股東價值成為許多企業發展的唯一目標。在《短工：美國工作、美國商業和美國夢怎么都變成了臨時的》（Temp :How American Work,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came Temporary）這本書里，歷史學家海曼分析說，企業的逐利性開始不斷瓦解工人（工會）的力量，天秤日益從勞方向資方傾斜，從上到下顛覆了就業市場。在過去二十年，外包工作逐漸取代了曾經辦公室白領的職位，小時工則替代了更多加入工會的工人，結果是美國職場變得越來越靈活，而工作卻變得越來越缺乏安全感。

曼哈頓研究所的卡斯在《一度和未來的工人》（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中著重分析了這種變化，強調逐利的資本主義喪失了對勞動者的關心。卡斯認為，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已經放棄了對工人和勞動市場的健康的關注，取而代之的是專注于刺激經濟的增長，鼓勵消費拉動，寄希望于通過二次分配來給予窮人一點施舍。

這恰恰是資本的共謀，通用汽車這樣的巨型企業，一下子多了很多選擇，讓他們在和工會的談判中不再有所顧忌。資方要么要求削減工人福利，要么以把工廠搬遷到國境之南的墨西哥作為要挾。

過去幾十年中，工會的式微也令被工會代表的工人比例下降到了可憐的八分之一。有沒有工會保障決定了工人待遇的不同，在勞工階層中分出了三六九等，創造出了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在簡斯維爾通用汽車工廠工作的工人其實很遭當地其他工廠工人的眼紅，就是因為工會為他們爭取的利益要大得多。

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夢，強調的是“任何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而資本逐利性刺破了這個“美國夢”，也刺破了在簡斯維爾生活了幾代人的夢。

夢醒時分，制造業的工人階級不僅打破了“鐵飯碗”，甚至失去了前途，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安全感。金融危機結束十年后，美國現在的失業率是過去五十年以來最低的3.6%。這是不是意味著簡斯維爾的工人階層又能重新找回了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階梯？

答案是否定的。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是更多打零工的機會，全是低收入的服務業工作。好的工作機會當然也需要人才，但那至少需要大學學位，甚至更高的學歷，只有高中學歷的工人階層不再有機會找回穩定且收入豐厚的崗位。圈層化和階層固化更體現在了工作機會的差別，以及社會流動性的降低。工人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受了沖擊之后的工人家庭的孩子，能上大學、能上得起大學的比例，甚至更少。而他們中大多數沒有上大學的人，需要跟失業的父輩爭奪工作機會，簡斯維爾成了當下美國社會撕裂的代表。

撕裂的美國

他們中很多人甚至連電腦都不會使用（2008年仍然是前智能手機時代），他們并不知道應該選擇什么新職業，培訓學院顯然也不清楚到底給他們什么樣的培訓才真正有出路。工人中的大多數仍然幻想著工廠重新開工的那一天。當年縣警察局出了4個空缺，竟然有4000人應聘，可見他們對“鐵飯碗”的追捧。警察局的職位雖然也是時薪，而且大大低于生產線上的薪水，但那至少是吃“皇糧”的，有完善的健康保險和休假。

簡斯維爾之所以被選為觀察的樣本，也因為這里是美國眾議員瑞安（PaulRyan）的故鄉。瑞安在2012年嶄露頭角，被共和黨提名為的副總統候選人，與羅姆尼搭檔挑戰奧巴馬。雖然大選失敗，瑞安之后仍然在國會繼續升遷，2016年成為眾議院議長，2017年幫助川普推動了史上最大的減稅方案，是國會財政預算保守主義的代言人。

當通用決定關閉當地工廠的時候，瑞安曾經極力游說通用改變決定。金融危機過后兩三年，經濟有所轉機之后，瑞安所代表的政客也極力推動通用的回歸。不過，吸引回歸的方式不是簡單的游說，而是地方稅收減免和優惠政策的大比拼。可以說，這種吸引大型制造業回歸的做法應該說是大企業在全美“選美”，或者說美國式的招商引資的開始。

2018年最受詬病的就是亞馬遜在全美建設第二總部的“選美”熱潮，引發超過100個城市參與招標，其總體的做法與全球傳統的招商模式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稅收減免、政府提供資金配套、政府投資相關的公共設施的建設。

當然，在州的層面，還有降低勞工標準的妥協，迫使工會妥協接受更低的時薪、更差的保障。為了贏回通用汽車，威斯康星州開出了接近2億美元的價碼，吸引通用將建設小型車的生產線放在簡斯維爾。而隔壁的密歇根州，也就是汽車城底特律所在州，開出的價碼是它的四倍。結果沒有懸念，簡斯維爾的工廠被徹底關閉。

以簡斯維爾當地銀行行長和當地女企業家為代表的本地商業勢力，提議向前看，不再寄希望于通用工廠的回歸，而是推動簡斯維爾成為一個新的創業之都。他們提出了振興計劃5.0，從企業界募集了100萬美元的捐款，希望吸引創新公司來到簡斯維爾。他們提出的招商計劃和傳統政客的類似，都包含稅收減免、資金配套和公共投資，但是他們對于傳統制造業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們更看重新興產業的機會和轉型的機會。

2016年，危機已經過去了八年，美國也早已走出了危機，進入新一輪循環，通用出產的SUV雪佛蘭Tahoe又再次成為老百姓的寵兒，緊湊型汽車完全沒有了銷路。但是這樣的景氣并沒有給簡斯維爾帶來浴火重生的機會，通用工廠也沒有再開。但簡斯維爾并沒有變得死氣沉沉，它分裂成了兩個互不相通的城市。

瑞安和當地商業代表推動了一個復興成功的簡斯維爾，他們可以用一系列經濟數據來描述這種復興：吸引的創新公司有了起色，當地的工業用地使用率大幅提升，失業率從兩位數下降到了4%，通用的工廠甚至被描述為“工業的大教堂”（想象一下落日余暉下廢棄的龐然大物）。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特朗普有機會成為白人藍領工人的代言人。

瑞安作為共和黨的建制派并不被簡斯維爾苦難的工人階層所待見，希拉里作為奧巴馬政策的繼續者，讓很多選民失去了的信心，尤其是奧巴馬的那種政策高調、演講感人，但是在實操層面卻根本無法克服官僚體系的繁文縟節，無法兌現承諾的創造就業保護勞工的政策貫徹執行，讓簡斯維爾的工人階層徹底灰了心。特朗普作為局外人，反而贏得了威斯康星州——一個希拉里視為囊中之物的州，靠的就是這種不滿的情緒。

簡斯維爾從中產生活墮入貧困的工人階層短期內仍然會繼續作為特朗普的基本盤，因為特朗普的話語和表態，對他們而言是最動聽的。雖然特朗普很難在社區層面帶來本質的改變，但替他們胸中瘀積的憤懣找到了一個出口。

《簡斯維爾》的副標題是“一個美國故事”，原因就是，如果放眼過去五十年的圖景，它是美國社會從共同繁榮邁向階層撕裂的一個最好的樣本。